李默涵很满意弗莱德斯肯的工作态度，忽然，李默涵想到了一个人，变问道：“你认识在比利时国营赫斯塔尔公司工作的一个美国人，名叫约翰?摩西?勃朗宁的。”
弗莱德斯肯想了想，点了点头，答道：“我认识他，这家伙是个枪械设计的天才。”
李默涵问道：“那你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他吗？”
弗莱德斯肯摇了摇头，答道：“我只知道他在德军攻入列日的时候去了布鲁塞尔，后来回了美国。”
李默涵听到弗莱德斯肯的回答有些失望，不过弗莱德斯肯又说道：“不过，我知道另一个极有才华的枪械设计师，名叫约翰?佩德森。”
约翰?佩德森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市的一个丹麦后裔家庭，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三。他从小就喜欢武器，对各种轻武器十分熟识。长大后，他成为一名轻武器设计师，来到雷明顿公司工作。期间，他相继成功设计出雷明顿m10卿筒式霹弹枪、雷明顿m12步枪和雷明顿m14步枪。
这样的成绩让轻武器设计大师约翰?勃朗宁对他刮目相看。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并在1917年合作研发了雷明顿m17哪筒式霹弹枪。1918年，约翰?佩德森设计了一款m1903斯普林菲尔德旋转后拉枪机式步枪的改造组件，通过这款改造组件能把m1903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改造成半自动步枪。后来，这款改造组件被美**方测试，但因威力太小而被放弃。
李默涵挺高兴，既然约翰佩德森和约翰勃朗宁是好友，那么找到约翰?佩德森就能找到约翰勃朗宁。李默涵便问弗莱德斯肯如何能找到约翰?佩德森，弗莱德斯肯写了一封信，李默涵立刻发电报到美国，让美国的周明顺帮忙联络约翰?佩德森。
就在冲锋枪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工业园的华商农机公司的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继河北唐山中国自产的龙号机车之后，又一个中国自产的火车头下线了。
这个火车头的图纸来自于李默涵手机中一些不完整的二战时德国“战争机车”br52型机车的图纸。李默涵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些不完整的图纸临摹下来，然后交给机车厂的工程师们去科技攻关。
br52型机车又命“战争机车”，是德国根据战时特点，在材料短缺的情况下，设计的一种可以大量生产，易于在条件恶劣的维护条件下维修的一种机车，可以快速、廉价的大规模生产，而br52又是“战争机车”之中最成功的、最著名的机车，同样也是最简单的、效率最高的机车。
由于李默涵临摹的图纸比较粗糙，而且华商农机公司虽然和美国公司达成了合作合资协议，但是美国的人员和技术力量尚未到位。因此，制造出来的火车头在性能和br52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可不管怎么说，至少也算是能自产火车头了。
这种机车在设计时采用了较低的轴重使得它具有了极高的通用性，可以在各种干线或支线上广泛使用。在设计中通过改进锅炉、炉床的结构和大、烟管的布置形式，采用新型过热管和复式汽阀，在不增大锅炉尺寸的条件下，扩大了蒸发、传热和过热面积，提高了锅炉的热效率。采用高强度合金钢火箱板，提高锅炉汽压到兆帕，因而机车的功率较大，保证满足快速起动、长时间运行的和多拉快跑。导轮和从轮的双轴转向架还可以保证机车安全、平稳地通过半径曲线，因而机车可以在建筑标准偏低的中国铁道线路上行驶。
为了表彰机车厂工人和工程师们，李默涵特地下令让这些工人和工程师们把名字刻到这个火车头上。
这个火车头在陇海铁路上进行了试运行，情况十分良好。参与建造火车头的德国工程师十分佩服这个火车头的设计理念，一再追问是哪个设计师的手笔。
实际上，除了李默涵的那套极为粗糙的图纸和华商车辆的工程师、技师之外，参与完善这个火车头设计的还有包东升、尹华栋、蔡容峰，杨济川、以及华商公司的控股公司上海王岳记机器厂、上海万昌机器厂、上海瑞昌机器厂、上海大隆机器厂、 上海荣锠泰机器厂、上海协大机器厂钱镛记电器厂的一批技术骨干。
所以，对于德国工程师的问题，总经理穆湘玥的回答是“这个设计师名叫中国人。”
耿直刻板的德国人工程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但是很快就回过味儿来了，他们竖起大拇指，不住地称赞道：“中国人，schlau（聪明）。”后来，德国工程师把这个火车头的设计带回了德国，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良，在德国的工业技术和科技力量下，这个火车头终于成为了一代名车br52。
李默涵信誓旦旦地对车辆厂的工人们保证，说将来不光全中国都要跑咱们车辆厂产的机车，就是外国，也会用我们产的机车。牛皮是吹出去了，但是要怎么变成现实呢？
就在这时候，李默涵没有等来北京徐树铮的电报，倒是先等来了袁世凯的死讯。
1916年6月，袁世凯的历史和生命都走到尾声了。
在清末民初，袁世凯毫无疑问是一代枭雄，是政治能手。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不肯轻信于人。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他的崛起，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和算计，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再由洪宪皇帝退位回任民国总统，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形容袁，面厚心黑，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口；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5月22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来电，更对他是致命打击。他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以权诈取天下，当然要失败的。他的御人术，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宠以官爵，第三是武力镇压。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还是他的朋友或是部下呢？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40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死了我”一句话。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则和他的去世而埋葬了。
民国5年6月6日清晨3时，袁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终于和人世永别了。
袁世凯生前由于洪宪称帝而和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发生严重的矛盾，特别是袁袁世凯、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快要破裂的程度。可是袁世凯一死，段祺瑞近水楼台继承了北洋军系的领导地位，他对袁世凯的怨恨也立刻化为乌有。不只没有了怨恨，他还极力地对袁世凯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因为段祺瑞要以北洋军系正统的继承人自居，他就必须要保全封建的传统。
段祺瑞的这套手法，就像袁世凯对逊清王朝一样。段祺瑞一切都师承袁世凯，所不同的是袁世凯采取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以后还想当皇帝；段祺瑞则采取袁世凯当年所反对的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以内阁总理而集中事权。他捧黎元洪当总统虽说时势所迫，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法，因为黎元洪不是北洋派，黎元洪当了总统，北洋派的人都要防他，为了防黎元洪，自然而然只有团结拥段祺瑞了。
当然，段祺瑞毕竟不是袁世凯，即便段祺瑞取代袁世凯而为北洋派领袖后，北洋派便不像袁世凯在世之日那么完整，以后的日子是北洋派逐渐走向分裂的局面，首先是直系和皖系，以后是南北战争，北与北战争。这一幕历史很像东汉末年董卓死后，他的凉州军阀们纷争的局面，它留给人们是无比的恶劣印象。倘若民国初年没有这一幕，而是蓬勃建设，中国怎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只是，自从李默涵这个穿越者带着大杀器横空出世之后，历史就应该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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