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至26日，小场庙、竹园墩一带的激战，敌军死伤3000人以上，而我第六十一师也伤亡2000余人。十九路军总部下令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一二二旅转移到墙前宅附近休整，竹园墩以北至庙行镇南端之线，由一二一旅接防。25日，江湾方面虽无激战，但自20日以来，房屋已被敌炮火和空袭烧毁殆尽，而且敌军已占小场庙，江湾镇难以守卫，兵力不足，十九路军总部决定，守军于25日拂晓前自动撤出江湾镇，改守夏家荡、广肇山庄亘竹园墩及杨家楼下之线。
弃守江湾实出无奈，对整个战局影响十分不利。江湾是我军战略上必守的重要地区，敌人曾拼死猛攻不下，却因我守军兵力不足轻易自动放弃，敌军不战而获，实在是一大失着。我守军撤离江湾镇后，心悸胆寒的日军始终不敢轻易进占，直到27日侦察实情后，于28日方敢进占镇内。
侵沪日军倾其海陆空全力，企图通过“中间突破”、再各个击破战法，一举击败中国守军。但在我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英勇顽强的协同作战面前，其计划落空，第二次总攻归于失败。
日军进攻失利，让驻上海总领事小野很是着急上火。由于上海暴发战争，英美等国贸易锐减，随着战事的拖延，抱怨情绪和反感不断高涨。英美侨民的这一态度，显然会直接反映在其本国的政策上。同时。蒋志清已有向第十九路军派出援军的意向。若不迅速予以决定性打击，最终将有导致日中两国开战之虞。鉴于以上形势，小野给出内阁发报，建议迅速增援大量兵力迅速结束战局。
东京几十年没吃过败仗了。他们更难以容忍无敌的皇军在上海、在世界的眼皮底下战败。日本政府内阁于2月23日下午召开会议，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会上提议向上海增兵。于是，内阁会议以将作战地域限在上海附近为条件，决定火速增派2个师团以内的兵力。据此决定，参谋本部于当日下午立即动员和组成上海派遣军。增派第十一师团和第十四师团赴上海参战，任命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为司令官。
日本增兵派将，三易其帅，加强在上海的军事力量，是非要达到其在上海目的，把十九路军赶出上海不可了。派遣白川义则来上海，也说明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上海战局。
白川是日本陆军中的杰出将领之一。他在日俄战争时期任营长，曾出征过西伯利亚，又随同福田将军参加过欧洲战争，其后因有显著战功。升至大将。他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日本陆相等职。他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还有军事著作问世。
白川大将赴沪的同时，又一个紧急动员的日本师团和200架战机飞临淞沪战场。这样，进攻上海的日军已达七万之众，人数已超过第19路军和第5军总和。中国守军苦战月余，人员伤亡巨大、疲惫交加、武器匮乏，与援兵不断的日军相比，显然处于较大的劣势。
与此同时，蒋志清向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下达了退守第二道阵线的命令，甚至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是撤退的时间问题允许蒋光鼐、蔡廷锴自行决定。
徐彦卓知道，蒋志清发布这条命令也纯属无奈，日军大量增兵，中国方面必须应对。要么同样增兵，要么撤退！
若是增兵，势必会将中日两国卷入全面战争，尽管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可中国同样没有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若真是不得已而战。恐怕将会生灵涂炭。先行撤退，然后请英美等国进行调停停战，这恐怕才是蒋志清的真正的心思。
在蒋志清的再三严令之下，蒋光鼐不得不于2月27日下午2时，向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发出调整部署、撤守第二线的命令，决定我军从原有防线后撤至罗店－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龙华之线，而以大场北面的许巷为左右两翼军的分界线。
蒋光鼐勉强发出的命令，引起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不少将领的不同意见。十九路军各将领接到蒋光鼐撤守命令后，都表示誓死守原线，不愿撤退。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接到命令后，经过详细考虑，立即赶到总向蒋光鼐陈述了不同意见，建议固守原线。张治中认为如撤退到龙华－罗店之线，正面太宽，又无工事可作屏障，恐难立稳；放弃吴淞对国内外视听之影响甚大；右翼放弃，则闸北隔绝，上海交通联系中断；撤退第二线还会使民众失望，军心不固，而且徒张敌焰，对抗战甚为不利。张治中建议：我军仍以吴淞沿蕴藻浜延引至胡家庄南北，沿其支河占领竖桥、李家楼、王家巷、兴隆桥之线，而以利众桥为左右翼之分界。这样使得正面有河为天然屏障，节省出兵力以应急。
蒋光鼐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两军将领在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再三研究商讨，大多数人赞成张治中将军的建议。蒋光鼐最后拍板，决定采纳张治中建议。会议之后，蒋光鼐以总指挥的名义，重新发布命令，命令各部队全线照旧不动，固守待援，血战到底，并以电报告知了蒋志清。
徐彦卓心中非常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蒋志清的决策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可面对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这些热血军人的勇气，却让他无法拒绝他们求战的要求。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敢于应战的精神不容打击。
破天荒的，这一次徐彦卓选择了沉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